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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简识繁:汉字使用的“中庸之道”
  时间:2009-3-26      来源:中国城市文化网    编辑:左車【字体: 】【收藏】【关闭
自去年两会上,宋祖英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的关于《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》引起热议后,今年两会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的“用十年时间,分批废除简体汉字,恢复使用繁体字”的建议,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,有人“拍砖”,有人“力挺”。作为一个汉字研究者,我个人对这种提案是持赞赏态度的,但也有不敢苟同之处。
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。繁体字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。陈寅恪先生就说过:“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,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汉字结构中蕴含着先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,学习并使用繁体字对于深刻理解民族文化,特别是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意义。另外,繁体字从结构上体现了汉字之美,所以人们在书法中常喜欢用繁体字,繁体字更容易区别词义,繁体字更方便连通古代文献,浩如烟海的古籍都是用繁体字写作的。

不容否认,繁体字笔画繁多、结构复杂,的确给认读、书写、记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,简化字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繁体字难认、难读、难解、难查、难记等缺点,如“龟”的繁体字“龜”,“灶”的繁体字“竈”。简化后的“龟”保留了原来的象形特征,“灶”的会意特点使意义更为明了。但是汉字简化也带来了一些弊端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就是信息的“减化”。汉字笔画的一简再简,古人造字的智慧,造字的理据,很大程度上已被掩盖了。比如“災”字,最初的意思是水灾和火灾。水来火将蒸发,火起水以灭之。这个字本身不仅表明水、火之灾是古代社会最牵动人心的自然灾害,而且还寄予了先人期望以“水”将“火”灭,“火”将“水”蒸发,有灾免灾,雨顺风调的良好愿望,表现出先人造字的智慧。可是简化字的“灾”字,却是“家”中起“火”,无“水”以灭。汉字的简化出现了一些形义不适的现象,比如“親”字去掉了“见”字,親人难见面,親人见不了面了;“愛”字有心,以心相愛。简化后“愛”已无“心”了。“會”字本义为会合。简化后,人云为“会”,“云”表示说,意为开会只说不做,或上“人”下“云”,只听上面人在说,成了一言堂;“協”本表示众人齐心协力,简化后成了一人出力,满头大汗,无法体现出协调、协作的意思;“護”字是全力保护大自然,简化后只能“护”自己的小门户了;事业的“業”简化为“业”,有头无尾了;工厂的“厰”简化为“厂”,工厂空了,倒闭了;“聯”字简化后为“联”,耳朵关了如何联系呢?“歡”字简化后,变成“又”“欠”为“欢”,如何欢得起来呢?“聽”字用“耳”,简化后变成用“口”,如何听呢?“聲”去掉了“耳”不是变成聋子了吗?更有甚者,心脏的“臓”简化成肮脏的“脏”,意为心变肮脏了,等等,与造字本义相去甚远了。
问题更多的是将读音相近的繁体字合并为一个字加以简化,也就是“一简对多繁”,造成了人们学习理解字义时的混乱。比如“干”象武器之形,本用于进攻,后用于防御,本义为盾牌,引申指捍卫、触犯;“乾”从乙倝声,“乙”表示向上,“倝”表示日始出,“乾”本义为天,引申指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,与“湿”相对;“幹”指主干,“榦”从木倝声,本指筑土墙时两边所用的木板。后来这几个字简化合而为“干”,就显得有些乱了。类似的情况还有“稻穀”的“穀”和“山谷”的“谷”,“人面”的“面”和“麵条”的“麵”,“松柏”的“松”和“放鬆”的“鬆”,“咸集”的“咸”和“鹹淡”的““鹹”,“屋舍”的“舍”和“捨身”的“捨”,等等。

但仅仅因为简化字出现的这些问题,因为繁体字看起来美,更容易区别词义,就要彻底废除简化字而恢复繁体字,显然是不合适的。一般所说的繁体字实际上是古文字发展演化的一个阶段。在过去的几千年中,汉字是在不断地变化的。汉代的许慎在《说文解字叙》中说:“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;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”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主要是象形字,笔画比较简单,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大篆变得繁复,秦朝统一中国之后,以秦国文字为基础,对大篆进行简化,于是有了小篆,而小篆书写起来还是比较麻烦,于是下层官吏在写文书时,又使用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更为简化的字体隶书,后来又有了楷书。楷书也有演化,从隋到清,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简体字。所以文字演化的方向是由繁趋简,这是无可置疑的。最能体现汉字之美的是大篆、小篆,最能体现造字之意蕴的是甲骨文,显然恢复到上古时代的大篆,秦始皇时代的小篆,商代的甲骨文都是不可能的。

实际上,古人早就进行汉字简化了,有的简化字比起原来的字意义更明了。比如“塵”改为“尘”,表示小土即为“尘”;“體”改为“体”,表示以人为本;“療”改为“疗”,“了”即了结,表示把病了结;“淚”改为“泪”,表示眼里流出的水;“過”改为“过”,表示行为失去分寸,意为过头;“灋”改为“法”,表示水分去掉;“眾”简化为“众”,表示三人为众;“糴”简化为“籴”,表示买进粮食;“糶”简化为“粜”,表示卖出粮食,等等。宋元以来,民间流行着被后来人称为“破体”、“小字”的通俗的简体字。1922年钱玄同提出汉字简化方案,就注意到了这些“破体”、“俗体”、“小写”。1932年,当时的教育部公布《国音常用字汇》,就收录了部分“破体”、“小字”,又有人呼吁推广“手头字”,也就是流行于民间的俗字、略字。1935年通过的“简体字案”,将现行的俗体字、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、章草、行书和草书、《说文解字》中的笔划少的异体字、碑碣上的别字等作为“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”。这个简化方案对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有所启发。

汉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,以实用为目的,以约定俗成为基础,简化确有不尽合理之处,但到了今天,简化字通用了近半个世纪,已经为大众所熟悉接受,已经有了成熟的配套字库、激光照排系统等,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废除简化字,不仅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,而且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。但我国几千年丰富的文化典籍靠汉字(绝大部分是繁体字)流传下来,汉代许慎在《说文解字叙》中说:“文字者,经艺之本、王政之始,前人所以垂后,后人所以识古。”不认识繁体字必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一定的障碍。现在国家投入了那么的人力物力去整理古籍,主要的就是化繁为简,而在转化的过程中,有不少东西失去了。

目前看来,简体字的能指和所指是统一的,并未像秦汉之际那样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,但那个时代文字影响思想文化甚至政治的情况,还是值得我们警醒的。两汉时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,就是典型例子。历经秦火战乱,原始儒家经典被毁灭殆尽,到了汉朝初年,一些儒生将老儒背诵、口耳相传的经文和解释用当时的隶书记录下来,就是今文经。秦始皇焚书期间,民间儒生将一些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埋藏起来,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,被称为古文经。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文字上有很大差异,文字上的差异又起对经典的理解的差异。两派之争一直延续到清代,古文经学发展成乾嘉学派,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,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。

如何解决实际应用和文化传承的矛盾?我个人认为“用简识繁”是汉字使用与发展的中庸之道。所谓“用简”就是在认读上、书写上、印刷上用简;“识繁”是在有限范围内、有限阶段内认识繁体字,以利更广泛的阅读,以便传承古代文化。具体的做法是,在小学生识字的时候,向学生讲解字义的时候,可以追溯字形的演变,这样有助于他们理解记忆,又对繁体字有了认识。在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中可以适量地使用繁体字。中文专业的大学生、研究生特别是古代文学、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较为熟练地掌握繁体字,相应地减少不实用的外语的学习。有的职业比如中医可以试行繁体字过级制,因为大量的古代医学典籍是用繁体字著述的。另外,可以在一定领域内倡导使用繁体字,比如书画艺术和古籍出版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1986年修订发布的《简化字总表》中的简化字合计仅2235个,偏旁14个,大部分简化字可以根据简化偏旁推出来。学会了简化字之后,要想认识繁体字很容易,所以“用简识繁”是绝对可行的,也只有“用简识繁”才可以真正实现汉字使用和民族文化传承的“双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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